性侵儿童之殇，社会需要全面认识性侵事件带来的伤害

 北京时间一月六日消息报道。对于社会中存在的性侵儿童时间，那只是存在于冰山下的一种状态，因为儿童作为年龄还小的受害者，他们报警的机会非常小。很多儿童基本上没有防性侵意识，自身十分缺乏辨识能力。性侵儿童案30%以上是非常熟的人，儿童因此不敢说、不能说、不愿说。

不少被性侵害的儿童不敢、不愿说出来，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、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、传统观念、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有关。图/视觉中国

2017年12月1日，4名涉嫌强奸、猥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，在江苏淮安市淮阴区法院获集中宣判。随后，4人信息被公开并禁止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。

这一最新司法尝试引起关注。教师、幼儿园工作人员、教练、保安等，这些易于接触儿童职业的从业者和有权威地位的官员、名人等，他们是儿童熟悉又敬畏的人，也是性侵儿童案件常见作案者。儿童因此不敢说、不能说、不愿说。

从事儿童保护的法律人士、研究者、工作者、公益人士，一个共识是：低估了儿童性侵事件发生率，暴露出的案例仅是冰山一角。

性侵儿童的冰山一角

“在全球，约有1500万15岁到19岁的青春期女童曾被强迫性交或发生其他形式的性行为。遭受过性暴力的女童中，只有1%的人表示她们曾寻求专业帮助。”这些内容，是2017年11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。

三年前，该基金会另一项报告称，世界上约12亿女孩到20岁时，大约十分之一曾被强奸或者遭到性侵犯。同年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，全球范围内每5名女性中有1名、每13名男性中有1名在18岁之前受到过性侵犯。

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儿童保护官员苏文颖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在儿童保护领域，“公认的一点是，目前的数据低估了性侵儿童发生率。”

她说，很多儿童，不一定意识到他遭受性侵，这与性侵定义有关。联合国《儿童权利公约》规定，应保护儿童免遭一切形式的色情剥削和性侵犯，防止引诱或强迫儿童从事任何非法的性生活;利用儿童卖淫或从事其他非法的性行为;利用儿童进行淫秽表演和充当淫秽题材。“从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，对儿童的性侵和性剥削(child sexual abuse and exploitation)是一个概括性定义。在很多国家，性侵儿童包括身体接触型(sexual touching)、强迫性行为、以及非身体接触型，比如对儿童暴露性器官，强迫儿童做出带有性意味动作等。当然，现实中很多性侵儿童行为是综合型的，往往包含多种行为方式。”

关于性侵害儿童，中国没有立法明确定义。2013年《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》指出，其所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，包括刑法规定的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强奸罪，强制猥亵、侮辱妇女罪，猥亵儿童罪，组织卖淫罪，强迫卖淫罪，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罪，引诱幼女卖淫罪，嫖宿幼女罪等。但实践中，还存在大量不构成刑法犯罪的性侵行为。

在中国，没有机构公布大样本量的性侵儿童数据。最高法院公布过猥亵儿童犯罪数据，2013年至2016年全国法院审结10782件。

“性侵儿童处于冰山下的状态，儿童报警的可能性较小。”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说。相当一部分儿童没有防性侵意识，缺乏辨识能力。性侵儿童案30%以上是非常熟的人，如家庭成员、老师、教练等，“对孩子来说他们是权威人士，是敬畏的对象，再对其威逼利诱，报警可能性更小”。

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李莹律师，是满洲里女童性侵案受害者代理律师。她说，该案4名女孩遭5名女生多次胁迫，被满洲里市原人大代表石学和等人性侵，其间受害女生就被威逼利诱。

李莹所在的中心，公益提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。有一个孩子自述被老师性侵，“在朋友鼓励下报警，并向我们求助，我们很重视给她提供法律援助，但她又放弃了”。她认为，不少儿童不敢、不愿说出来，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、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、传统观念、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有关。她了解到一些性侵案，受害者不止一位，“但她们有很多担心，不敢站出来”。

“你会发现对性侵儿童的二次伤害无处不在，这也是为什么孩子沉默不敢说，我们鼓励孩子、家长报警，但目前环境下，谁也预料不到报警后伤害会更大还是小。”同样接受不少倾诉和求助的公益组织“女童保护”发起人孙雪梅说。

也有一些部门试图息事宁人。“女童保护”团队推广防性侵教育，在某地校园宣讲时志愿者了解到有学生被老师性侵，向有关部门反馈后，反而推广受阻。

靖霖律师事务所主任助理樊星介绍，从他以往办案经验看，受害儿童主动说的不多，家长发现的也不多，“可以推定，我们看到的只是部分情况。”